戰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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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國至秦漢間縱橫家說辭和權變故事的匯編。它不作于一時,也不成于一手。戰國時,有專門從事外交策略研究者,他們探討如何揣摩人主心理,運用縱橫捭闔的手腕,約結與國,孤立和打擊敵國,史稱縱橫家(見合縱連橫)。他們對于談說之術非常注重,為了切磋說動人君的技藝,就要不斷地收集材料,儲以備用,有時并親自擬作,以資練習。《戰國策》即因此而產生。

《戰國策》中的權變故事,大體可分作兩類。一類是早期作品,寫作時去事件發生的時代不遠,說辭大體符合歷史事實,史料價值較高,《戰國策》中許多中短篇說辭都屬于這一類。不過由于傳聞不同,同記一事有時也不免互有出入。另一類是晚出的擬作,擬作者對史事已頗茫然,其中許多都是托喻之言,虛構之事,談形勢則捍格難通,言地理則東西不辨,《戰國策》中的許多長篇說辭大都屬于這一類。司馬遷說:“世言蘇秦事多異,異時事有類之者皆附之蘇秦。”其他人的事跡也有類似情形。

漢書·藝文志》共著錄了縱橫家十二家,二百零七篇。西漢末年,光祿大夫劉向奉詔校書,見到了皇家藏書中有六種記載縱橫家說辭的寫本,內容龐雜,編排錯亂,文字殘缺。它們有《國策》(并非今本《戰國策》)、《國事》、《短長》、《事語》、《長書》、《脩書》等幾種不同的名稱。劉向依其國別,略以時間編次,定著為《戰國策》三十三篇。東漢時高誘為此書作注。隋代已殘缺不全,今僅存十篇。

除劉向所見者外,當時還有不少在民間流傳的縱橫家說辭。1973年12月,在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了一批帛書,其中有一部和《戰國策》類似的書,由整理者命名為《戰國縱橫家書》。這部帛書共二十七章,有十一章見收于《戰國策》和《史記》,其余十六章是佚書。

由于秦始皇焚書的重點是各國的史書,故《戰國策》為后世治史者提供了不可缺少的資料,司馬遷就曾采取其中的九十多事載入《史記》中。而且《戰國策》所收多是優秀散文,對后代文學有深遠的影響。

《戰國策》在流傳中頗有亡佚,到北宋中期已散佚了十一篇,由曾鞏訪之士大夫家,才重新補足三十三篇之數。今天所見的《戰國策》,按東周、西周、秦、齊、楚、趙、魏、韓、燕、宋衛、中山、分國編次,共三十三篇,四百六十章,也有分為四百九十七章的。其所記史事,上起公元前490年知伯滅范、中行氏(《趙策一》),下迄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中國以后,高漸離以筑擊秦始皇(《燕策三》),反映了這二百七十年中重要的政治、軍事和外交活動。1900年,瑞典人斯文赫定在新疆古樓蘭廢墟發現了一張不晚于魏晉時代的《戰國策》寫本殘片,其內容同于姚宏本《燕策》第一章的末尾和第二章的開頭,可見今本流傳有緒,大體保存了劉向編訂的原貌。

長沙馬王堆出土帛書《戰國策》(部分)

《戰國策》的版本大致有兩個系統。南宋初年,剡川(今浙江嵊縣)姚宏校注此書,態度謹嚴,忠于原作,書成于紹興丙寅(1146),不久就有刻本。此本在清代經黃丕烈影寫復刻,收入《士禮居叢書》,流傳極廣,今通稱姚本,其中包括東漢高誘的殘注和姚宏的續注。和姚宏同時,縉云(今浙江縉云)鮑彪也為《戰國策》作注。鮑氏改動原文,重新編次,受到后世許多人的譏評。元代吳師道撰《戰國策》注,對鮑注訂誤補缺,釋疑解滯,甚便讀者。《四部叢刊》初編曾把吳書的元至正十五年(1355)刻本影印收入,其他的重刻本流傳的也很多。此本今通稱鮑吳本。此后,中外學者研究《戰國策》的不少,或零篇短札,或巨制宏文,各有所獲。

近人金正煒有《戰國策補釋》,諸祖耿有《戰國策集注匯考》,繆文遠有《戰國策新校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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