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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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非(約公元前280年—公元前233年),又稱韓非子,戰國末期韓國新鄭(今屬河南)人。中國古代思想家、哲學家和散文家,法家學派代表人物。韓非是法家思想之集大成者,集商鞅的“法”、不害的“術”和慎到的“勢”于一身,將辯證法、樸素唯物主義與法融為一體,為后世留下了大量言論及著作。其學說一直是中國封建社會時期統治階級治國的思想基礎。韓非著有《孤憤》《五蠹》《內儲說》《外儲說》《說林》《說難》等文章,后人收集整理編纂成《韓非子》一書。

資料一

中國戰國末期思想家。約生于周赧王三十五年,死于秦王政十四年。他是荀子的學生,提倡“刑名法術之學”,是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對儒、道兩家的基本觀點都持批判態度。

韓非繼承荀子“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吸取老子天道自然無為自然觀,提出了心理與“道理”關系的基本觀點。認為作為物質發展規律的“道理”是客觀存在的,它制約著人的心理或作為的能動性:“夫棄道理而忘舉動者”,無不遭受失敗。但“道理”并不機械地決定人的心理活動,更不能強制人的作為;人完全可以認識并掌握事物發展變化的規律,充分發揮人的心理或作為的能動作用:“天緣道理以從事者,無不能成”(《韓非子·解老》)。在認識方面,他把人的認識能力看作是天然的一種屬性,它的產生有賴于天生的感覺器官和思維器官:“人也者,乘于天明以視,寄于天聰以聽,托于天智以思慮。”他批判了“無緣而忘意度”的“前識”,主張通過感知去認識客觀事物,強調“目不明則不能決黑白之分,耳不聰則不能別清濁之聲”。但他認為認識不能局限于感知,還必須依靠思慮:“思慮熟則得事理,得事理則必成功。”在情欲方面,他主張“知足”,反對“欲甚”。認為欲利過甚,會影響思慮、智慧和舉動:“人有欲則計會亂”,“故欲利甚于憂。憂則疾生,疾生而智慧衰,智慧衰則失度量,失度量則忘舉動,忘舉動則禍害至。”他提出勇敢、慈愛與認識三者是分不開的:“不疑之謂勇”,“不疑生于慈”,“慈故能勇”(同上)。還從認識、情感、行為三者的關系出發,對老子的“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的論點,作了頗有心理學思想價值的解釋。在人性論方面,荀子的性惡論對他有很大影響;他們師生間有相同的見解,但更有不同的觀點(見表)。很顯然,韓非的這種“因人情”而施賞罰、“因人情”而治天下的觀點,具有一定的社會心理學思想的意義。此外,他提出的檢驗認識是否合乎實際的“參驗”方法,可用之于對人的心理的了解和鑒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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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存《韓非子》55篇,絕大部分為韓非所著。他的心理學思想散存于這些篇章中,雖較豐富,但不系統。

資料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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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戰國時期唯物主義哲學家,法家學派的主要代表。

生平和著作

韓非,韓國人,出身于貴族世家,和秦國大臣李斯同學于荀況門下。他曾多次上書韓王,主張變法圖強,但未被采納。于是“觀往者得失之變”,著書立說。他的著作傳到秦國,得到秦王嬴政的贊賞。公元前 233年,韓非出使秦國,為秦臣李斯、姚賈陷害下獄,被迫服毒自殺。他的著作保存在《韓非子》一書中。

韓非繼承了荀況的唯物主義思想,作《解老》、《喻老》,解說《老子》一書,發展了老子哲學中的積極成分,對戰國后期復雜多變的現實作了哲學概括,形成具有特色的唯物主義思想體系。

解道

韓非哲學思想的最高范疇是“道”。“道”在老子哲學體系中,是指“先天先地”的最高實體,韓非對它進行了改造,使其具有客觀物質性的內容。他說:“道者,萬物之所然也,萬理之所稽也”。認為道是天地萬物發生、發展的根據,它又體現在各種事物之中,制約著自然四時與社會人事,是體現在客觀事物產生、發展和消亡過程中的客觀規律。韓非認為人們辦事必須遵循客觀規律,說“非天時,雖十堯不能冬生一穗”,“隨自然,則臧獲有余”。韓非在承認客觀規律的同時,也強調發揮人的主觀能動作用。他說:“夫必恃自直之箭,百世無矢,恃自圓之木,千世無輪矣。自直之箭、自圓之木,百世無有一,然而世皆乘車射禽者何也?隱栝之道用也。”他認為一切聽任自然生成是不行的,必須利用或創造工具去改造自然,使之為人類服務。韓非在肯定人的能動性時,反對迷信天命鬼神的思想,認為龜卜和占星活動都不過是騙局。“越王勾踐恃大朋之龜,與吳戰而不勝,身臣入宦于吳,反國棄龜,明法親民報吳,則夫差為擒。故恃鬼神者慢于法,恃諸侯者危其國。”他指出,熱衷于宗教迷信,不思變革和進取,就會招致亡國的后果。

矛盾之說

韓非對辯證法作出了較大貢獻。他首倡“矛盾之說”,以楚人出售盾和矛的故事為例,說明“不可陷之楯,與無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他稱此為“矛楯之說”。這是中國哲學史上,“矛盾”一詞的由來。韓非認為,所謂矛盾,是互相對立的兩個方面,矛盾和對立是普遍存在的。他列舉了“短長、大小、方圓、堅脆、輕重、白黑”等對立的范疇,指出矛盾有多種多樣的表現:“時有滿虛,事有利害,物有生死”。自然界是如此,社會生活也都充滿了矛盾,在社會中“無難之法,無害之功,天下無有也”。韓非主張對矛盾著的兩個方面進行全面分析,權衡利弊,分清主次,然后決定取舍,即“出其小害,計其大利”,“權其害而功多則為之”。

韓非認為,矛盾雙方的地位不是固定不變的,可在一定條件下轉化。在天地萬物中,盛與衰、弛與張這類矛盾的任何一方都不存在絕對的常住性,只有相對的暫時的性質。他說:“天地不能常侈常費,而況于人乎?故萬物必有盛衰,萬事必有弛張。”韓非很注意矛盾轉化的條件,他認為,禍與福的轉化,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當事人的思想和行為。一個國家強與弱的轉化取決于是否有嚴明的法制。在導致矛盾轉化的條件中,內因固然有決定的作用,外因的作用也不可忽視。他舉例說:“木之折也必通蠹,墻之壞也必通隙。然木雖蠹,無疾風不折;墻雖隙,無大雨不壞。”

認識論

在認識論方面,韓非反對“前識”的觀點。他說:“先物行,先理動,之謂前識。前識者,無緣而忘意度也。”他認為“人也者,乘于天明以視,寄于天聰以聽,托于天智以思慮”。人是憑借天生的感覺器官和思維器官來認識事物、反映客觀對象的。那種在事物發生之前和事理發現之前憑借主觀猜想下的結論,是毫無根據的。韓非強調認識的目的性與功用性,認為一切言論都必須有的放矢,反對脫離實際的夸夸其談。他說:“夫言行者,以功用為之的彀者也”,“令聽言觀行,不以功用為之的彀,言雖至察,行雖至堅,則妄發之說也”。

韓非在認識論上的貢獻還在于提出了“參驗”的觀點。他認為,人們的言辭是否可靠,觀點是否正確,應當根據實際情況和實際功效及其分析、比較等手段加以驗證,“循名實而定是非,因參驗而審言辭”。在他看來,所謂“參驗而定言辭”就是“言會眾端”,“揆之以地,謀之以天,驗之以物,參之以人”。韓非明確指出:“無參驗而必者,愚也;弗能必而據之者,誣也。”認為一種學說,如果沒有經過“參驗”的檢查就肯定它,是愚昧的;不能肯定的學說,拿來作為行動根據,其結果必然是錯誤的。

社會歷史觀

韓非的社會歷史觀具有兩個顯著特點:一是強調社會的進化,注重當前的現實,反對“是古非今”的復古主義。他把社會歷史分為“上古之世”、“中古之世”、“近古之世” 和“當今之世” 幾個歷史階段,認為適用于某一歷史階段的事情不一定適合于另一歷史階段,“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變”。他堅持“古今異俗,新故異備”的發展觀;另一方面,他比較重視物質因素在社會歷史發展中的作用,試圖探索引起社會變化的物質原因。他指出,古今社會的變化決定于人口和財貨的比例關系,人口增長的速度高于生活資料增長的速度,人多財少,這是出現社會矛盾與社會動亂的根源。

哲學思想的局限性

韓非的哲學思想也有很大的局限性。他的“矛盾之說”因過多強調對立面的斗爭而把矛盾對立絕對化,認為任何矛盾著的雙方都絕對“不可同世而立”,作出了“君臣不同道”、“上下一日百戰”的結論,否認君臣之間或其他事物之間在一定條件下的同一性。在認識論上,他在強調認識功用和目的的同時表現了狹隘的實用主義傾向。在歷史觀方面,他堅持帝王決定社會歷史進程的英雄史觀,卑視群眾的作用。

倫理思想

韓非的倫理思想是其“法治”理論的組成部分。韓非把地主階級的自私性抽象化為普遍的“人性”,認為人皆“自為”(利己),人與人之間是“用計算之心以相待”的赤裸裸的利害關系,決不會“去求利之心,出相愛之道”。人的一切行為均出于利己,沒有所謂“仁”或“賊”(善或惡)的道德信念,不具有道德價值。由此出發,他不僅揭露了儒家所提倡的仁義道德的虛偽性,而且認為在“當今爭于氣力”的時代,仁義一套對治國有害無益。進而,他把德與法對立起來,主張治國“不務德而務法”,提倡“以吏為師”、“以法為教”,否定道德和道德的社會作用。

韓非的倫理思想反映了新興地主階級爭奪權利的要求,在當時有一定的歷史進步性。但它在理論上是片面的,而且在實踐上也不利于地主階級的長治久安。

邏輯思想

韓非從其政治思想出發,討論了形名邏輯。形名或稱刑名,是指事和言,有時也指實和名,即事物和語詞、概念。韓非認為,“名實相持而成,形影相應而立”,主張名以形為本,形名相符,“形名參同”。在韓非看來,要實現法術之治,首要的問題是要明確法律概念,確定法律標準。因為只有“形名參同”,才能賞罰得當。他提出了“審名以定位,明分以辨類”兩個命題,要求審察名的涵義,辨明事物的類別。這里含有定義和劃分的思想萌芽,但他沒有做出具體的理論說明。

韓非對中國古代邏輯的貢獻之一,就是提出了參驗法。參,是比較;驗,是驗證。他強調“偶參伍之驗,以責陳言之實”,要求“因參驗而審言辭”。這就是說,要判定形名是否相符、言論是否正確,不能憑空而定,必須通過對不同言論或實際情況的考察和比較才能驗證,否則便是愚蠢的。韓非在邏輯上的最大貢獻,是提出了“矛盾之說”。其實質是,具有不相容關系的兩個命題,不能都是真的。它巧妙地表達了矛盾律的精神實質,并且尖銳地提出了自相矛盾的問題。

韓非在《韓非子》內外《儲說》 6篇中提出了33個格式大體相同的具有推理性質的論證。比如,《內儲說上》提出的第一個論證“眾端參觀”,共分 4步:

(1)指出論題 A;

(2)以論題的否定作前件,得出一系列假言命題,其中包括如果并非A則B,如果并非A則C,而B、C都是人們不能接受的;

(3)列舉②的大量例證;

(4)肯定論題A 是成立的。其他論證雖不盡相同,但一般都有①、②、③三步。

(3)和②構成歸納推理,用以論證②成立;

(2)和①構成演繹推理,B、C的假是自明的,由此證明①真。這是一種很重要的論證方式,但韓非只是在實際中運用了它,沒有對它作出理論上的總結。

韓非的形名邏輯是先秦邏輯的重要組成部分。他所提出的“審名” 和“明分” 具有一定的理論意義,其“參驗”思想推動了古代歸納邏輯的發展,矛盾之說則豐富了關于邏輯規律的理論。但是,由于韓非把邏輯思想與其政治思想糾纏在一起,因而大大影響了他對思維形式作更深入的探討。

資料三

戰國后期政治理論家、法家思想集大成者。出身于沒落奴隸主貴族,是韓國公子,他與李斯都是唯物主義思想家荀況的學生,早期見韓國日趨削弱,曾上書屢諫韓王,不得用,總覽“諸侯異政,百家異說”之得失,發憤著書十余萬言,世稱《韓非子》。后傳至秦國,秦王嬴政見《孤憤》、《五蠹》等篇,贊賞說:“嗟呼,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秦王嬴政十四年(前233),欲攻取韓國。韓王安派遣韓非使秦。由于政治上的利害關系,秦王對韓非未予任用,進而聽信李斯、姚賈的讒言,將韓非下獄,迫其自殺于獄中。(見彩圖)

韓非(約公元前280~前233)

韓非批判地繼承了前期法家的成就,提出了“以法為本”,“法”、“術”、“勢”相結合的法治思想體系。這是在總結新興地主階級的政治斗爭經驗的基礎上形成的,為新興地主階級建立統一的專制主義的中央集權封建國家提供了強有力的思想武器。他說:“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國無常強,無常弱,奉法者強則國強,奉法者弱則國弱”,“治民無常,唯治為法”,由此提出“以法治國”的口號。他認為“國事務先而一民心,專舉公而私不從,賞告而奸不生,明法而治不煩”,而且要“法與時移而禁與能變”。他主張“峭法嚴刑”,“重刑止奸”,并提出“法不阿貴”,“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誠有過,則雖近愛必誅”,這些構成其“以法為本”的基本內容。然而從階級本質上來看,“以法為本”的思想核心是:以暴力維護新興地主階級的國家政權,鞏固以土地私有制為特點的封建經濟基礎。他鼓吹的“重刑止奸”,主要是針對所謂“民之性”“喜其亂”、“惡勞而樂佚”提出來的,正反映了新興地主階級對農民以及其他勞動人民的仇視而采取的極端的鎮壓思想和懲罰主義。韓非為了建立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政權以實行“以法為本”的“法治”,又主張君主必須“抱法處勢”和用“術”來駕御臣下。

《韓非》書影

韓非能提出“以法為本”,“法”、“術”、“勢”相結合的法治思想體系,與他繼承了荀況的唯物論和批判地吸收了《老子》一書的樸素辯證法是分不開的。他對“道”作了唯物論的解釋,提出“以道為常,以法為本”,“因道全法”,“至之治也”;他發揮了“法后王”的思想,提出“法新圣”、“美當今”的歷史進化論,闡述了“事因于世,而備適于世”、“事異則備變”、“古今異俗,新故異備”、“不期修古,不法常可”的道理;他還提出檢驗認識是否合乎實際的“參驗”方法,主張“循名實而定是非,因參驗而審言辭”。這為他完成新興地主階級法治思想體系奠定了理論基礎。但總的說來,韓非的世界觀和哲學思想,基本上還是唯心史觀,他提出“民智之不可用”;用“好利惡害”的人性論來解釋社會歷史現象;把“尊主安國”作為劃分忠奸、區別歷史事件、歷史人物的唯一標準。這是韓非不可克服的歷史的、階級的局限性。

資料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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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戰國末期思想家,法家學派主要代表。

生平與著作

韓非出生于韓國貴族世家,與李斯同師從于荀子。他精研申不害學派、商鞅學派及管仲學派的著作,成為法家學說的集大成者。他多次上書韓王,建議厲行法治,奮發圖強,但未被采納。他擅長寫作,撰有《說難》、《孤憤》、《五蠹》、《顯學》等名篇。他的著作傳至秦國,秦王嬴政(后來稱帝為秦始皇)讀了《孤憤》、《五蠹》等篇甚為贊賞。公元前 233年,韓非出使秦國,他上書秦王,建議先伐趙,緩發韓,遭到秦臣李斯、姚賈陷害入獄,被迫在獄中服毒自殺。其著作10余萬言,經后人整理成書,即《韓非子》。

韓非繼承前期法家學說,總結各國政治經驗,適應時代潮流,提出了以“法、術、勢”結合為特點的一套帝王統治之術,形成強化封建專制的中央集權的新學說。

基本政治思想

韓非政治思想的主要內容是:

反對復古的歷史觀

他把社會歷史分為上古、中古、近古、當今幾個時期,認為每個時期各有其特點,“古今異俗,新故異備”,社會生活提出的問題不同,解決的辦法也應該不同。面對當時各國分裂割據的戰亂局面,他反對法先王,道堯舜,強調“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論世之事,因為之備”(《五蠹》)。古代的東西不適用于當世,應從當世之事出發,研究解決問題的辦法。

以性惡論為基礎的暴力論

韓非認為,人性是自私的,“趨利避害”是人的本性,人們的一切社會活動都是為了謀取私利。他說:“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奸劫弒臣》)。他把人與人之間的各種社會關系,諸如父子關系、君臣關系、夫妻關系、主奴關系等等,都說成是赤裸裸的利害關系,互相利用的關系。并指出,“人臣之于其君,非有骨肉之親也,縛于勢而不得不事也,故為人臣者,窺覘其君心也,無須臾之休,而人主怠傲處其上,此世所以有劫君弒主也”(《備內》)。

從性惡論出發,韓非認為人都是“驕于愛而聽于威”的,不能希望用說服的辦法使人們去做好事。韓非指出,十分疼愛子女的父母無法把子女教育好,而同子女毫無恩德感情的官府卻能用暴力來改變他們的行為。他說:“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為改,鄉人譙之弗為動,師長教之弗為變”,“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奸人,然后恐懼,變其節,易其行矣。故父母之愛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之嚴刑者,民固驕于愛,聽于威矣”(《五蠹》)。在贊頌暴力的同時,韓非對儒家的仁義道德之說進行了猛烈的抨擊,指出:“夫嚴家無悍虜,而慈母有敗子,吾以此知威勢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亂也”(《顯學》)。他用歷史進化的觀點來說明仁義道德可行于古代,而不可行于今日,“治急世之民”,不能用“寬緩之政”。

法、術、勢相結合的君主專制論

韓非總結前期法家的政治思想,吸取他們學說中的長處,把慎到倡導的“勢”,商鞅提倡的“法”和申不害強調的“術”結合起來,并加以發展,形成了一套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理論體系。韓非的政治綱領是“尊主安國”,認為民眾的根本利益在于有一個富強的國家,而一個富強的國家必須有一個有權威的君主。他是一個國家至上論者,提倡尊君,目的在于安國。為了維護君主的權威,韓非認為,君主必須:

(1)擁有無上權威牢牢掌握專制大權,在法、術、勢理論體系中,勢是法和術的前提和后盾。所謂“勢”就是君主的權威,就是立法出令、生殺予奪的權力。韓非認為君主必須把這些大權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不同任何人分享,有了這個權力,就能使臣民服從自己。他把國家比作車,把勢比作馬,君主能否正確地運用自己的勢關系著國家的興亡和個人的安危。他說,“國者君之車也,勢者君之馬也。無術以御之,身雖勞猶不免亂;有術以御之,身處佚樂之地,又致帝王之功也”(《外儲說右下》)。韓非認為刑德是君主須臾不可離的權柄,是制服臣民的法寶。他指出:“明主之所導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謂刑德?曰:殺戮之謂刑,慶賞之謂德。為人臣者畏誅伐而利慶賞,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則群臣畏其威而歸其利矣”(《二柄》)。

(2)主持制定以君主至上為特征的統一的成文法。在韓非的法、術、勢君主專制理論體系中,立法決策占有重要的地位,他堅持以法治國,強調“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反對“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五蠹》)。他認為,實行法治,重賞嚴罰,即使“以罪受誅,人不怨上”(《外儲說左下》)。韓非主張法治,反對人治,認為人治就是心治,如果“釋法術而任心治,堯不能正一國。去規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輪。廢尺寸差短長,王爾不能半中”。反之,“使中主守法術,拙匠守規矩尺寸,則萬不失矣”(《用人》)。韓非的法治原則是:第一,法要統一。法應有相對的穩定性,不能朝令夕改,也不能隨心所欲地任意解釋,法不應彼此矛盾,前后不一。他說:“法莫如一而固”(《五蠹》)。第二,法要嚴峻。韓非和秦國法家一樣,是重刑主義者。他認為,重刑的威懾可使人不去觸犯刑律,達到“以刑止刑”的目的。他說:“夫嚴刑者,民之所畏也;重罰者,民之所惡也。故圣人陳其所畏以禁其衺,設其所惡以防其奸,是以國安而暴亂不起”(《奸劫弒臣》)。第三,法要公平合理。所謂公平合理,就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能偏袒親貴,他提出了“法不阿貴”,“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的主張。在用人問題上,他強調“官賢者量其能,賦祿者稱其功”(《八奸》)。第四,執法要信。所謂信,就是法的條文怎樣規定就怎樣執行,不打折扣。韓非指出:“小信成則大信立,故明主積于信。……賞罰不信,則禁令不行”(《外儲說左上》)。但是,韓非的主張是建立在君主專制的政治制度上的,君主可不受法令的制約。

(3)用好駕馭臣僚的“術”。韓非說:“術者,藏之于胸中,以偶眾端而潛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顯,而術不欲見”(《難三》)。又說:“術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生殺之柄,課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執也”(《定法》)。“術”就是權術,是君主駕馭、考核臣僚特別是大臣、近臣的一種手段。韓非的“術”,是“運用之妙,存乎一心”的東西,內容豐富,主要是:第一,君主要把自己裝扮得高深莫測,君主對臣下不要表示真實的感情,“若天若地,孰疏孰親,能象天地,是謂圣人”(《揚權》),不讓別人知道自己的好惡,以免被人摸清底細而鉆空子,“君無見其所欲,君見其所欲,臣將自雕琢;君無見其意,君見其意,臣將自表異。故曰:去好去惡,臣乃見素”(《主道》)。第二,君主要行“無為”之道。凡事藏而不露,在暗中觀察,出其不意制人。韓非說:“道在不可見,用在不可知”(《主道》),又說:“故明主觀人,不使人觀己”(《觀行》)。第三,君主要千方百計地維護自己的獨尊地位。“權勢不可以借人”。他主張堅決打擊大臣們拉幫結派,朋比為奸的行為。他說:“朋黨相和,臣下得欲,則人主孤;群眾公舉,下不相和,則人主明”(《外儲說左下》)。對于大臣們結成朋黨,一定要斷然處置,“數披其木,毋使枝茂……掘其根本,木乃不神”(《揚權》)。

概括起來,法、術、勢相結合的理論體系是完整的君主專制政治學說,三者是不可分割的整體。

以耕戰為主要內容的富國強兵主張

韓非根據戰國末期戰亂不休的社會現實和實現政治統一的需要,把堅持耕戰政策看成是富國強兵之本,指出:“能趨力于地者富,能趨力于敵者強”(《心度》),又說:“耕戰之士困,末作之民利者,可亡也”(《亡征》)。

影響

韓非的暴力論、法術勢結合的君主專制理論、富國強兵的耕戰理論,不但在當時影響了秦始皇的政治路線,而且對后世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也有重要影響。

資料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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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戰國末期思想家,先秦法家的主要代表。韓國宗室,是荀子的門生,著述見《韓非子》一書。他最先從人口和財貨的關系來尋找社會變動的原因,并最早提出人口倍增問題,反對增殖人口。他把當時社會紛爭歸因于人口不斷增加,人口多而土地少,財貨不夠分配。他指出:“今人有五子不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是以人民眾而貨財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韓非子·五蠹》)。他主張減少非生產人口,增加財貨生產,用法治來抑制民爭;推行農戰政策,以達到富國強兵的目的。他重“耕戰之士”,而貶“浮食之民”為社會蠹蟲,主張政府增加從事農戰的勞動人口,而“使商工游食之民少”。他重視男耕女織的自然分工,認為固定的職業分工有利于提高勞動效率。他強調無論從事什么職業都必須盡力才能增收,“丈夫盡于耕農,婦人力于織纴則入多”(《難二》)。在他看來,人們的行為(包括生育行為)都受計算個人私利的“自為心”的支配,人們所以重男輕女,“產男則相賀,產女則殺之”,都由于人們以計算之心相待。此外,他還鼓吹極權政治和推行愚民政策,反對提高人口的文化知識水平。

資料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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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戰國末期思想家,法家思想之集大成者。韓國的公子,荀況的學生。曾上書韓王言富國強兵之道,未被采納。秦王政賞識他的著作。入秦后被誣陷死。韓非的著作由后人集為《韓非子》一書。

韓非吸取了商鞅重法,申不害(約前385~前337)重術,慎到(約前395~約前315)重勢的思想,建立了自己的為統一封建專制帝國服務的法治理論。他的經濟思想是其整個思想體系的組成部分。

自為論

韓非把慎到的自為概念,發展為封建的利己主義。他認為人們都在自為自利的基礎上,“用計算之心相對待”(《六反》)。君臣之間是“主賣官爵,臣賣智力”(《外儲說右下》)。父母對待子女之所以是“產男則相賀,產女則殺之”,無非為了“長利”(《六反》)。醫生“吮人之傷,含人之血”(《備內》),制作車子的希望人富貴,制作棺材的希望人短命,都是為了自利。地主與農民的關系也是雙方以自利心為基礎的:“主人費家而美食”,是為了換來“庸客”的深耕熟耘;“庸客致力而疾耕”,是為了換來主人的美食和錢布。總之,他把一切社會現象都歸結為人們的利害關系,認為追求個人利益是人的行為的基礎。因此,封建君主應利用人們趨利避害的心理,以刑賞為手段,驅民耕戰,達到國富兵強,吞并天下的目的。

以力得富論

韓非認為,人們為了自利,為求自己的生存和發展,就必須依靠“力”。韓非所說的“力”,就個人來說,是指能力和努力。在個人利益的推動下,人們將會充分發揮他所有的“力”。所以,他主張“以力得富,以事致貴”(《六反》)。

重本抑末論

韓非繼承了商鞅的農戰思想,認為一切無益于農戰的人,如講仁義的儒士、講縱橫言談者、帶劍的俠士、侍近之臣及工商之民,都是社會的害蟲,他稱之為“五蠹”。他主張“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寡,趣本務而趨末作”(《五蠹》),即重農抑工商。他把農工商與本末二字聯系起來使用,明確地表述了農本工商末的概念,對后世的影響很大。

《韓非子·五蠹》 重視經濟效果

韓非認為“舉事有道,計其入多,其出少者,可為也……凡功者,其入多,其出少,乃可謂功”(《南面》)。可見他是重視經濟效果的。他還說“工人數變業則失其功”(《解老》),似乎已經看到了職業的相對穩定對提高勞動生產率的重大意義。

人口思想

韓非一反傳統的“眾民”觀點,認為人口增長過多過快,使財貨相對不足,是造成社會動亂的根源。他說“今人有五子不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是以人民眾而貨財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五蠹》)。他是從人口與財貨的關系去分析社會治亂的原因,指出了人口增長與社會物質財富增長之間存在的矛盾,但他沒有能從社會的階級矛盾中去尋找治亂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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